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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應對海盜的政策變化及其深層原因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0-02-05

  摘    要: 海盜史是羅馬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和晚期,兩次海盜活動規模大、歷時久、波及范圍廣,對羅馬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海盜活動的興盛,固然與當地特殊的自然環境、復雜的政治局勢密不可分,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羅馬內外矛盾交互作用的產物。海盜行為雖對其時羅馬國家利益產生過諸多不利影響,但羅馬海上勢力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在與海盜的博弈中逐步發展壯大的,海盜行為在羅馬向地中海地區擴張的歷史進程中占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

  關鍵詞: 羅馬共和晚期; 東地中海; 奇里乞亞海盜; 綏克斯圖·龐培;

  Abstract: The story of piracy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history of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 period, two lasting waves of pirate activities occurred in large scales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s of Ancient Rome in different aspects. The piracy was resulted from both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addition, it seemed to be one of the outcomes of the Roman internal and foreign conflicts. Piracy ha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Roman interests in general term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sea power seemed to be pushed forward in its struggles against pirat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piracy was a factor that led to Roman conquest of Asia Minor.

  Keyword: late Republic Rome; the East Mediterranean; Cilician Pirate; Sextus Pompeius;

  古希臘語“λ?στ??”(leistes)和“πειρατ??”(peirates)兩詞通常被譯為“海盜”(pirate),它們的原意都較為寬泛;前者已見于荷馬史詩,后者大致出現于公元前3世紀中葉,對應的拉丁詞匯為“pirata”。1一般而言,海上劫掠、綁架勒索等均被視為海盜行為,但其行為主體往往具有多重身份,他們既可能以戰爭或經商為主業,以海上劫掠為副業,亦可能以海上劫掠為主,兼為雇傭兵或商人。因而有必要對海盜做一簡單界定。廣義上講,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實施海上劫掠、綁架活動等行為者一般皆可被視為海盜;就狹義而言,海盜指稱那些長期從事海上劫掠、綁架勒索和販賣人口等行為且主要以此謀生的人。本文主要在狹義上使用海盜一詞。

  現代學者對古羅馬時代海盜行為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4類。其一是就海盜行為興起原因、發展狀況及統治者應對等問題展開歷時論述,如奧麥洛德(H.A.Ormerod)對古代地中海地區海盜行為起源和發展的歷時性敘述、森普爾(E.C.Semple)圍繞海盜基地地緣環境特征問題的討論、懷特(A.N.Sherwin-White)由潘菲利亞和奇里乞亞地緣環境和政治局勢入手對當地海盜興起及當地統治者打擊海盜的分析。2其二是對海盜行為在羅馬海上力量發展中刺激作用的探討,如卡森(L.Casson)關于海盜戰船對羅德島、羅馬海軍戰船革新積極影響的論述、斯塔爾(C.G.Starr)對海盜行為對羅馬共和國海防發展影響的剖析、斯庫拉德(H.H.Scullard)關于海盜行為與羅馬保護西班牙海運航線措施之間關系的敘述。1其三是使用“合法性”、“話語權”、“宣傳行為”等現代政治學概念對擴展海盜問題研究范圍的嘗試,如德索薩(Ph.de Souza)就羅馬以“海盜”標簽為其對外擴張服務所進行的論證與分析。2其四是借鑒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地理學等學科研究方法,闡釋海盜行為與人口遷移、商品流通以及文明交流的互動關系,如霍登(P.Horden)與珀塞爾(N.Percell)合著的《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從人口和商品的連通性視角著眼,將劫掠者視為貿易圈的一環,提出海盜行為是地中海世界生產與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屬于強制性、專橫的、非常規的人員物資流動現象,而阿布拉菲亞(D.Abulafia)的《偉大的!分馓接懭祟愇镔|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認為與其他人群一樣海盜也攜帶物質產品和文明信息往返于地中海各處,同樣對地中海文明形成有積極影響。3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成果數量有限,國內學界已對古代地中海海盜來源、海盜行為性質與影響等問題有所關注。4

  就研究旨趣的嬗變而言,學界關于古代地中海盜行為探討,已從海盜興起、過程、影響等傳統問題,轉向關注海盜及海盜行為在古代地中海文明演進與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既有的成果來看,尚無系統梳理在對外擴張乃至帝國建立過程中羅馬國家與海盜內在互動關系的專論。因此,本文擬主要以古典著作家的記載為依據,借鑒既有研究成果,探討共和晚期(公元前2世紀末至前31年)海盜活動的基本狀況及其興盛的原因,縷析海盜行為在羅馬向東地中海地區擴張以至建立帝國過程中的作用,探討羅馬應對海盜的政策變化及其深層原因。

  一、奇里乞亞海盜的崛起及其原因

  從公元前2世紀晚期到前1世紀30年代,海盜成為羅馬當政者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外交諸多方面無法回避的難題。東地中海的奇里乞亞海盜是對羅馬共和國歷史發展影響最大的海盜集團。當地海上劫掠肇始于山地奇里乞亞人。事實上,敘利亞、塞浦路斯、潘菲利亞、本都等東地中海地區都不乏參與海盜行為之人,只是山地奇里乞亞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成為多股海盜勢力的“大本營”和落腳地,“奇里乞亞海盜”遂成為東地中海乃至更廣地區諸海盜勢力的代名詞。1
 

羅馬應對海盜的政策變化及其深層原因
 

  奇里乞亞地處安納托利亞南部,主要由兩部分構成,東部稱平原奇里乞亞,西部為山地奇里乞亞。東部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盛產亞麻、葡萄、橄欖等。西部則山壑縱橫、地勢險要,成為奇里乞亞人從事海上劫掠的天然屏障;盡管當地不宜農耕,但林木茂密,為造船提供了充足的木材,當地居民也以兇悍尚武聞名。2如此看來,山地奇里乞亞成為滋生海盜行為的“溫室”,也就不足為怪了。據《地理志》記載,特里豐(Tryphon,Diodotus from Casiane,公元前2世紀人)對當地海盜勢力崛起起到重要作用;據信此人促使奇里乞亞海盜成為有組織的海盜團伙,3并以科拉克西昂(Coracesium)為基地領導反抗塞琉古王國的行動,攻占了敘利亞大片土地。4他很可能是奇里乞亞人從事海上劫掠的鼓動者和組織者,力圖借助海盜勢力削弱塞琉古王國的統治力量,從而使敘利亞屈服于其統治。5特里豐雖遭失敗,但海盜活動并未就此沉寂,反倒蔓延開來。

  公元前2世紀末、前1世紀初,海盜勢力壯大,劫掠范圍不斷擴大。在伊希多魯斯(Isidorus,公元前1世紀初人)領導下,海盜遍布于東地中海地區;6在其勢力范圍內,海盜首領儼如君王,海盜們也自認為是偉大的軍隊,聲稱劫掠物是戰爭的獎賞。7出自阿斯提帕萊亞島(Astypalaia)的一篇銘文記載,海盜劫掠了亞細亞行省的核心區域以弗所地區。8公元前70年左右,海盜活動愈發猖獗,頻頻攻打東地中海地區的港口和城市,摧毀地中海的海運中心提洛島;向西蔓延至整個地中海地區,大肆掠賣人口、勒索贖金,干擾、破壞甚至切斷若干重要商路,甚至劫掠羅馬城的港口奧斯提亞。9

  羅馬共和晚期東地中海地區海盜勢力的興盛,除已提及的地理、民俗條件外,還有一些不可忽視的因素,具體如下:

  其一,東地中海地區錯綜復雜的政治局勢為海盜的興起提供了時機。一方面,亞歷山大去世后,繼業者們通過混戰劃定勢力范圍,逐漸形成馬其頓、塞琉古和托勒密埃及三大王國。數十年間,奇里乞亞在塞琉古和托勒密兩國間數度易手。10兩國強盛時嚴格控制奇里乞亞地區,但兩國間沖突不斷內耗嚴重加上羅馬擴張造成的混亂局勢;這使奇里乞亞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權力真空”地帶,無疑為海盜的興起創造了機會。另一方面,東地中海地區某些勢力對海盜的政策因私利,往往舉棋不定,有時甚至與海盜公開合作。1許多城市、居民也選擇與海盜為伍,為他們提供船埠和銷售場所。2凡此種種壯大了海盜的實力,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促使海盜成為有能力重建當地統治秩序的勢力之一。

  其二,從公元前3世紀末葉起,羅馬逐步向東地中海擴張,該地區的馬其頓、塞琉古、羅德島等勢力受到沉重打擊,3海盜趁勢發展起來。公元前214年到前146年,羅馬對馬其頓發動了四次戰爭,馬其頓國勢每況愈下,終被羅馬劃為行省。4雖然缺乏馬其頓打擊海盜的史料,但據李維記載公元前168年馬其頓國王帕爾修斯(Perseus,公元前179—前168年在位)曾實行護航制,5無疑這在一定范圍內抑制了海盜活動的發展。隨著馬其頓王國的覆滅,海上秩序也遭到破壞。羅馬全力打壓塞琉古王國的西進勢頭,迫使接連敗北的安條克三世(Antiochus III,公元前222—前187年在位)放棄歐羅巴及陶魯斯山脈以西的亞細亞領土,僅保留12艘艦船,賠款15000塔連特。6后來塞琉古王國力圖東山再起,又遭羅馬強力打壓,加之內訌不斷,從此一蹶不振。7該王國無力自衛,海盜在其境內安營筑寨猶入無人之境。公元前3世紀末以來,一直追隨羅馬的羅德島逐漸強盛,成為東地中海地區海上貿易中心和反海盜主力,被譽為“商人之友”。8但羅德島的強盛引起羅馬的疑慮,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后羅馬著手削弱它的勢力。不久,羅馬剝奪羅德島在卡里亞、呂西亞的屬地,免費開放提洛島,向它課以重稅。這致使羅德島財政拮據,難以維持龐大海軍經費開支,更無力鎮壓海盜。9公元前155至前153年,羅德島在第二次克里特戰爭中遭到慘敗,10局勢更加惡化。羅馬大舉東擴之前,馬其頓、塞琉古和羅德島各盡其力,東地中海時局相對穩定。但隨著羅馬擴張,局勢漸趨混亂,當地統治者很難對一些屬地實施有效統治,11大批人員流落海上,從事搶掠。但羅馬并未就此承擔起維護海域安全的責任,反而有意裁減海軍、廢棄軍港,12海盜趁勢興起?梢哉f,以奇里乞亞海盜為代表的東地中海海盜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羅馬東擴的結果。

  其三,羅馬人參與和支持的奴隸貿易助長了海盜活動。作為奴隸制下的歷史現象,對于海盜來說,拐賣或掠賣人口是利潤豐厚的正常交易。公元前2世紀,提洛島成為整個地中海地區最大的奴隸貿易市場。據《地理志》記載,該島一天之內奴隸交易數額上萬,從業者獲利豐厚。羅馬在摧毀迦太基和科林斯后,日益增多的富人權貴大量購買和使用奴隸,為海盜們帶來商機。1有證據表明,海盜成為意大利和西西里大莊園中奴隸的主要供應者。2

  其四,羅馬的內外局勢也有利于海盜的興起。就內而言,長期大規模征服戰爭造成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奴隸與奴隸主的矛盾日益尖銳,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間沖突不斷。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席卷西西里與意大利本土的大規模奴隸起義、“同盟戰爭”以及蘇拉派和馬略派的火拼,正是其突出表現。就外而論,羅馬與周邊諸族的矛盾甚為尖銳,北非朱古達戰爭、北部條頓人和森布里亞人的襲擾、米特拉達梯(Mithridates VI,公元前135—前63年在位)在東方的反撲,致使羅馬數面臨敵。其時羅馬的戰略重點只能是征控制地中海周邊的陸地,難以兼顧海上。海盜可利用這一形勢,與反羅馬力量(羅馬內爭失勢者、外族統治者以及奴隸起義首領等)聯絡,共同抵御羅馬。3

  二、羅馬的反海盜行動及其影響

  公元前2世紀中期至前1世紀60年代,海盜勢力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初興期(公元前2世紀中后期);發展期(公元前2世紀末期到前1世紀70年代末);壯大期(公元前1世紀60年代初期)。羅馬的應對策略則視其危害程度,經歷了“不予理睬”、“主動遏制”、“決意剿滅”的演變。

  初興期,海盜的侵擾范圍主要限于奇里乞亞和敘利亞沿岸地區,損耗著羅馬對手塞琉古的國力;海盜與羅馬人在奴隸貿易方面的合作似乎也有一種默契?梢哉f,海盜與羅馬在東方的利益具有某種一致性。事實上,羅馬在這一時期并未采取重大反海盜行動。德·索薩提出,這或是由于此時海盜行為未對羅馬造成實質損害,或因羅馬困于其他難題無法脫身。4筆者認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此時羅馬放任該地區海盜活動更符合其現實利益。

  及至公元前2世紀末,隨著羅馬向東地中海地區的擴張,當地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秩序遭到破壞。戰爭、動亂、自然災害造成的流民日益增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海盜的后備軍。海盜集團的組織水平有所提高、戰艦裝備更加完善,5其活動范圍逐步擴大,從東地中海地區逐漸向西拓展,對羅馬的威脅加大,損害了羅馬的國家利益與聲譽。形勢迫使羅馬組織海軍、頒布反海盜法令,對海盜活動的蔓延加以阻遏。羅馬與海盜的真正博弈拉開帷幕。

  公元前102年至前1世紀70年代,羅馬多次出兵打擊海盜,并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來制約海盜行為。公元前102年,羅馬派遣馬爾庫斯·安東尼烏斯(Marcus Antonius,the Orator,公元前99年執政官)打擊海盜。李維僅記載,“安東尼烏斯追擊海盜,進入奇里乞亞”,6對羅馬人是否獲勝則語焉不詳;普魯塔克提到,安東尼烏斯獲得過一次凱旋式。1但由此后海盜仍然橫行判斷,此次行動的戰果似乎差強人意。此次行動的軍隊主力來自行省和屬國,2安東尼烏斯有意參選執政官,可能只想借此撈取政治資本而已。3因此,羅馬此次行動的目的一方面是阻遏海盜的蔓延,另一方面在于向行省和同盟者展示其鎮壓海盜的意愿和能力。公元前100年,羅馬頒布包含反海盜內容的《裁判官治理行省法》(lex de provinciis praetoriis),出于打擊海盜的需要,有意提高了奇里乞亞的行政“級別”;4該法令還規定羅馬的盟友有義務保證其轄區內不得出現海盜的基地,任何官員都不得窩藏海盜,務必盡力確保羅馬人的安全等。5

  此后,蘇拉(L.C.Sulla Felix,公元前138—前78年)于公元前90年出任奇里乞亞行省長官,在羅馬盟友的支持下組建一支海軍。6此時,羅馬的首要目標是打擊米特拉達梯、恢復阿里奧巴贊涅斯(Ariobarzanes,公元前96—前52年在位)在卡帕多西亞的王位,對付海盜只是次要目標。穆雷那(L.Licinius Murena,公元前88年司法官)在任時也組建艦隊,7對付米特拉達梯、同時威懾海盜。

  公元前77年至前75年,塞爾維里烏斯(Servilius Isauricus,約公元前134—前44年)前往東方鎮壓海盜。盡管相關史料匱乏,仍可以確定他清剿了小亞南部的海盜!兜乩碇尽酚涊d,他端掉了陶魯斯山脊的一個海盜基地,攻占了塞浦路斯、法塞利斯和滂菲利亞的許多地方。8雖然取得不小戰果,但此次行動難以根除海盜活動,原因有二:其一,此次行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滅海盜,而是重新控制在第一次米特拉達梯戰爭中喪失的戰略要地,打通前往卡帕多西亞的陸上要道;9其二,戰后塞爾維里烏斯沒收了原屬海盜的土地,10他們只能漂泊海上重操舊業。而且羅馬并未對東地中海海域嚴密管控,以致奇里乞亞海盜只是被驅離老巢,卻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克里特島筑營而居、伺機而動。11公元前74年,羅馬又派遣安東尼烏斯(M.Antonius Creticus,不詳)清剿海盜。此時克里特的一些城市被認為與海盜甚至米特拉達梯關系密切,12因此他決定對克里特動武,但慘遭失敗、死于該島。此后,直到龐培掛帥出征,羅馬再未派遣海軍將領打擊海盜,反海盜事宜由諸行省自行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行動中羅馬主要依賴其盟友和行省之力,自身并未傾力而為。這很可能是因為此時的海盜活動主要局限于東地中海地區,羅馬的核心利益并未受到損害。正如卡西烏斯·狄奧所言:“只在收到一些報告的時候,他們(羅馬人)才派遣一些艦隊和將軍,但成效甚微。”13盡管東地中海各地海盜肆虐對羅馬自身利益損害較小,但對其附屬國危害巨大,羅馬出手整治海盜已是眾望所歸。這無疑顯示出羅馬在整個地中海地區的特殊地位。換言之,海盜在地中海地區活躍和壯大,不僅使羅馬的霸主地位愈益突出,也為它進一步向東擴張提供了正當理由和合法依據。

  公元前1世紀60年代初,海盜活動蔓延至整個地中海,對羅馬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剿滅海盜成為羅馬社會共同訴求和必然選擇。就政治層面而言,若海盜擾亂海上交通,必然會威脅到羅馬對行省和屬國的控制,削弱它在地中海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如果處置不當,有可能動搖羅馬在地中海地區的統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奇里乞亞海盜和米特拉達梯關系密切,1后者一直是羅馬在東方的心腹大患。對羅馬而言,反海盜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米特拉達梯戰爭的一部分,也是羅馬向小亞擴張的重要舉措。就社會經濟層面而言,海盜活動在地中海的蔓延,必然會削弱羅馬與各行省及附屬國的經濟聯系,影響羅馬的貢賦收入;也阻礙和破壞了地中海正常貿易往來,損害羅馬商人尤其是騎士階層的利益。2據估計,共和晚期羅馬城常住人口達到75萬左右,3糧食、橄欖油等必需品主要依賴海運輸入。4若海盜阻斷海上航線,羅馬必然出現食物短缺,這無疑是一種致命威脅。

  海盜劫掠造成羅馬城糧食危機,民眾怨聲載道,5元老院不得不斷然采取措施剿滅海盜。元老院遂于公元前67年通過“加比尼烏斯法案”(lex Gabinia),授予龐培(Cn.Pompeius,公元前106—前48年)空前廣泛的權力,允許他在各行省募集軍隊和征收錢款。6龐培采取先西后東、分區剿滅的策略,將沿岸及海域劃分為13塊區域,每一區域配置一批艦船和一位將軍;龐培軟硬兼施,僅用40天就將缺乏統一組織的海盜各個擊破,其殘部最后被驅趕至奇里乞亞一帶。7至于在奇里乞亞的行動,傳世史料極少,西塞羅說:龐培“在49天之內,從布隆狄西(Brundisium)出發,把整個奇里乞亞并入羅馬的版圖”。8在平息海盜之后,羅馬元老院命龐培接替盧庫魯斯(L.Licinius Lucullus,公元前117—前57/6年)繼續打擊米特拉達梯。公元前64年,龐培擊垮米特拉達梯等勁敵,將本都和比提尼亞納入羅馬版圖,翌年將敘利亞置為羅馬的行省、吞并猶太王國;而其他原本獨立的王國,如卡帕多西亞、加拉提亞等,也都成了羅馬的附屬國,羅馬的東部疆域得以鞏固和拓展。

  羅馬之所以決意剿滅海盜,根本原因在于海盜勢力已經嚴重威脅其核心利益。而清剿海盜行動的成功,鞏固并拓展了羅馬陸海疆域,穩定了羅馬政治和社會局勢,維護了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羅馬大軍開赴東地中海打擊海盜之時,便已然開啟了羅馬進一步征服東方的歷史進程,也預示著一個空前規模的大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的建立,而剿滅海盜對于這個環地中海大帝國的建立,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環。因此,國家利益受損所激發的內部“推力”和剿滅海盜后利益前景的“引力”交互作用,促成羅馬統治階級同心協力清剿海盜。

  三、海盜行為和“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經龐培鎮壓,海盜活動一度沉寂20余年。隨著羅馬國內政治斗爭的激化,海盜趁勢再度興起。龐培敗于凱撒后,其子小龐培(Sextus Pompey,約公元前76年或前70年—前35年)流亡在外,從事劫掠活動,并相繼占領西西里島、科西嘉島和撒丁島等地,對意大利半島形成合圍之勢。1公元前38年,屋大維(Octavi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著手建設海軍,并將海軍訓練和指揮權授予阿格里帕(M.Vipsanius Agrippa,公元前64/3年—前12年)。2兩年后,阿格里帕在米拉(Mylae)和納烏洛庫斯(Naulochus)連戰連捷,徹底摧毀小龐培的海軍,解除了羅馬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3

  元首制時期,羅馬沿用龐培治理海盜的策略,將地中海等海域劃片而治,在米森努姆、拉文納、塞琉西亞、亞歷山大里亞、多瑙河、黑海、英吉利海峽等地建立海軍基地、派駐海軍,防止海盜活動死灰復燃。4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約55年—約120年)形象地說“帝國已被海洋和遙遠的河流圍護起來”。5顯然,上述舉措有效穩固了羅馬對地中海廣大海域的控制,海上交通似乎暢通無阻,海上貿易空前繁榮。蘇維托尼烏斯(C.Suetonius Tranquillus,約70年生人)以一件極富象征性的事件突顯帝國的祥和安寧:在航行通過卡帕尼亞(Campania)及其附近島嶼之后,他(屋大維)在卡普里島(Capreae)上的別墅休息和消遣了四天。當他航行穿過普特奧里(Puteoli)海灣時,一艘亞歷山大里亞的船只也到達不久,船上的旅客和船員穿上白袍,帶上花環,點燃熏香,向屋大維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和贊頌。他們聲言,正是由于屋大維,他們才能得以安定生活、四處航行,并享有自由和好運。屋大維得知后甚為喜悅,發給每個隨行人員40金幣,令其僅購買亞歷山大里亞人的貨物。6此類記述屋大維維持海洋暢通的古代文獻尚有很多,如《地理志》記載伊比利亞半島至意大利之間有利的貿易環境,認為羅馬人的軍事行動使海盜行為大為減少,賀拉斯(Horace,公元前63—前8年)和普羅培提烏斯(Propertius,公元前1世紀晚期人)也都稱頌奧古斯都統治下的海上和平。7

  屋大維的反海盜行動與維持海運暢通的舉措,使海盜在“帝國曙光”的映照下“銷聲匿跡”。盡管事實并非如此,1但可以基本確定海盜受到極大遏制不再構成對羅馬國家的重大威脅。其中緣由應置于羅馬政治、經濟和軍事等社會背景下加以分析。

  其一,一般而言,社會動蕩、政局混亂是促發地中海海盜興起的重要因素;而元首制時期羅馬國內外局勢相對穩定,缺乏促成海盜行為的政治環境。公元前1世紀末葉,屋大維先后肅清各方反對勢力,成為共和末葉羅馬權力斗爭的最后贏家,羅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漸趨平緩。就外部環境而論,之前困擾羅馬的外部對手或被吞并、或被削弱,羅馬國家疆界已涵括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地中海成為名副其實的羅馬“內海”(mare nostrum)。而且共和末葉以來東部威脅羅馬的帕提亞帝國,在元首制初期與羅馬的關系也逐漸緩和。2地中海出現了所謂“羅馬統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這種情勢下,包括海盜行為在內的、與統治階層意愿相背的任何活動皆會被視作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行為而受到打壓。進而言之,地中海政治局勢的巨變,使海盜失去了之前在大國博弈中的工具性作用。

  其二,在經濟上,一方面,羅馬的海運貿易四通八達,成為影響羅馬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海運貿易在帝國統治中的重要性決定了統治者對海運安全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在帝國經濟蓬勃發展、謀生方式相對較多的時期,海盜行為作為一種危險系數極高的職業自然受到排斥。正如德·索薩所言,由于羅馬統治的確立,通過和平行為,人們可以獲得許多致富的機會,也就沒有更強的動力通過暴力掠奪人力和財富;與之前處于帝國邊緣的人們相比,在行省相對繁榮、民生好轉的情形下,東部居民從事海盜行為的動力自然也就不及舊日。3

  其三,就軍事層面而言,屋大維建立帝國常備海軍,將地中海劃片而治,并在戰略要地建立海軍基地、派駐海軍艦隊、定期巡航,牢牢地掌控了地中海的制海權?梢哉f,羅馬強大的軍事機器成為抑制海盜等反對勢力興起的堅實后盾。

  元首制時期相對穩定的國內外政治局勢、繁榮的海上貿易以及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抑制海盜行為生成、發展的關鍵因素。期間,海盜行為雖尚未完全絕跡,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帝國人民的歷史記憶,不僅是映襯和烘托帝國安穩和平和欣欣向榮的重要歷史素材,也成為帝國統治者借以夸耀自身文治武功的重要歷史憑證。換言之,“海盜行為”這一歷史概念,成為統治者塑造宣傳話語、提升自身權威、建構合法性地位的重要修辭工具。

  四、結語

  羅馬共和晚期,兩次海盜行為歷時久、威脅大、波及范圍廣。如何評價古代海盜行為的地位和作用,筆者認為,宏觀地看,在人類以野蠻的方式否定野蠻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征服與反征服、掠奪與反掠奪、奴役與反奴役的矛盾運動必然是同奴隸制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的,羅馬與海盜的博弈不過是這種矛盾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地中海各地始終存在著大量無法謀生者,從而使海盜行為成為古代地中海地區奴隸制時代的必然產物。1至于共和國晚期羅馬與海盜的博弈,以及海盜行為在羅馬海上勢力發展以至其陸、海帝國建立過程中的地位,應該依據相關史實,做一些具體分析。

  第一,奇里乞亞海盜開始主要以奇里乞亞為基地,活躍于東地中海地區,對于塞琉古等東方強國起到某種牽制作用,對羅馬而言,實際上起到了削弱潛在勁敵的作用。

  第二,海盜在東地中海的劫掠為羅馬東擴提供了正當理由和合法依據。一方面,在與海盜的博弈中,羅馬借其凝聚行省和盟國的力量,擴充海軍實力;另一方面,在其他對外戰爭中,羅馬常常宣稱對手與“邪惡”、“殘暴”的海盜相勾結,在輿論上塑造海盜的負面形象,甚至宣布“海盜是人類公敵”(communis hostis omnium),2以便名正言順地對其作戰。在米特拉達梯戰爭中,羅馬指責對手勾結海盜、無惡不作,3以抹黑對手爭取盟友的同情和支持。公元前1世紀70年代末,羅馬宣稱克里特島窩藏大批海盜,強迫對方交出3百名首領和所有艦船、賠款4000塔連特;這種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后,羅馬隨即派麥特魯斯(Q.Caecilius Metellus Creticus,公元前69年執政官)血洗克里特。4

  第三,與海盜的博弈激發和強化了羅馬人的海洋意識。羅馬人歷來十分重視陸上擴張及陸路交通,在反海盜過程中,羅馬逐步意識到海洋、海軍、海疆的重要性,將控制海洋視為國家的根本利益。羅馬頒布涉及打擊海盜的法律、建立軍港、訓練海軍、完善海戰軍備,屋大維建立常備海軍,在米森努姆和拉文納建立海軍基地,在敘利亞、埃及、黑海、英吉利海峽等地派駐艦隊,從此穩固掌握地中海制海權達200余年,這是羅馬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基礎。5羅馬在與海盜的博弈中借力打力成功實現了海上擴張,拓展了海上勢力范圍,先后將克里特島、奇里乞亞、敘利亞等地納入其版圖,使地中海成為其“內海”,確立其陸海霸主的地位,從此真正成為地中海世界的主人。

  綜上所述,海盜作為與羅馬對抗的集團,在不同時期都程度不同地威脅著羅馬的國家利益,擾亂地中海地區的海上秩序。但不容忽視的是,海盜行為在羅馬向地中海地區擴張的歷史進程中發揮過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注釋

  11 Greek-English Lexicon, ed. by H. G. Liddell, R. Scott, and Stuart Jon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6, p. 1046, p. 1355.關于“pirate”詞形和詞義的解析,詳見H. A. Ormerod, 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 59-60;Ph. de Souza,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3。
  22 E. C. Semple,“Pirate Coasts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2(1916), pp.134-151; A. N. Sherwin-White,“Rome,Pamphylia and Cilicia, 133-70 B.C.,”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66(1976), pp. 1-14.
  31 L. Casson,“Piracy,” in M. Grant&R. Kitzinger,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Greece and Rom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8, pp. 837-844; C. G. Starr,“Coastal Defense in the Roman Worl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64, No. 1(1943),pp. 56-70; H. H. Scullard, From the Gracchi to Nero:A The Histories of Rome from 133B.C. To A.D.68,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Classics, 2011.
  42 Ph.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h. de Souza,“Who are You Calling Pirates?” in M. Hoff&R. Townsend eds., Rough Cilicia:New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Oxford:Oxbow Books, 2013, pp.43-54; Ph. de Souza,“Rome’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iracy,” in R. L. Hohlfelder ed., The Maritime World of Ancient Rome, Ann Arbor, MI: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8, pp. 71-96; Ph. de Souza,“Ancient Rome and the Pirates,” The Histories Today, Vol. 51(2001), https://www.historytoday.com/archive/ancient-rome-and-pirates.
  53 P. Horden&N. Percell, 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The Histories, 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p.157 -159, 387-388; D. Abulafia, The Great Sea, A Human The Histories of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譯本見[英]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爾著,呂厚量譯:《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英]大衛·阿布拉菲亞著,徐家玲等譯:《偉大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中文評介見陳思偉:《微觀生態視角下的地中海史研究——評<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全球史評論》第9輯,2015年;徐家玲:《<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譯后題記》,《世界歷史》,2018年第4期。
  64 徐松巖:《古代海盜行為述論》,《世界歷史》,1999年第4期;徐松巖:《略談古代地中海地區的海盜行為》,載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1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29—338頁。
  71 App., Mith. 92,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hg. v. P. Viereck, A. G. Roos, u. E. Gabba, Leipzig 1962, 438.
  82 關于奇里乞亞的地理位置、物產狀況以及當地人的民風習性,詳見Ormerod, 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pp. 190-192。
  93 奧默洛德認為特里豐的劫掠活動并非海盜行為的濫觴而是其蔓延,見Ormerod, 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p. 205。
  104 Str., 14.5.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I, trans. by H. L. Jon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7, 329, 331.
  115 參見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98。
  126 據弗洛魯斯記載,從北非庫列涅(Cyrene)到克里特島和伯羅奔尼撒半島,海盜遍布在這片“黃金海域”。參見Flor., Epit. 1.41.6, in Florus,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trans. by E. S. Forst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1-193;Ormerod, 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p.206。
  137 App., Mith. 92,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438.
  148 IG, XII.3,171, in F. H. von Gaertringen, Inscriptiones Graecae, Vol. XII.3, Berlin:Reiner, 1898, pp. 33-34;譯文相關解析參見de Souza,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101。
  159 Plu., Pomp. 25.1,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trans. by B. Perri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7; App., Mith. 93,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438; D.C., 36.22.1-3, in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III, trans. by E. Car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3; Cic., Man. 11.31-12.33, in Cicero, Vol. IX, trans. by H. G. Hodg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isty Press,1927, pp. 43, 45,47.
  1610 Liv., 33.19, in Livy, Vol. IX, trans. by E. T. Sag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29, 331; Ormerod, 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pp. 200-203.
  171如在公元前3世紀末、前2世紀初,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斯巴達國王納比斯(Nabis)就與海盜保持著某種聯系,參見D.S., 28.1, in 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 Vol. XI, trans. by F. R. Walt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29;Plb.,13 .8.1-3,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IV, trans. by W. R. Pat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23; Liv., 34.32.17-20 , in Livy, Vol. IX, p. 505。托勒密埃及與海盜合作以削弱塞琉古實力,而長期奉行打擊海盜政策的羅德島考慮到塞琉古勢力的復興帶來的威脅也對敘利亞地區的海盜視而不見,參見Str., 14.5.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I, pp. 327, 329, 331。
  182 D.C., 36.20, in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III, p. 31; Str., 14.3.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I, p. 313; Casson,“Piracy,” p. 842.
  193 “Rhodes”既可指島嶼,又可指以該島為中心的國家。如未另加說明,本文中的“羅德島”至后者。
  204 馬其頓戰爭之后羅馬對馬其頓的削弱舉措,參見Plb., 18.44.2-7,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V, trans. by W. R. Pat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3;Liv., 45.29.6-14, in Livy, Vol. XIII, trans. by A. C. Schlesing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isty Press, 1951, pp. 347,349, 351。第二次戰爭后,和約規定:腓力應向羅馬交還所有戰俘和逃兵,除5艘輕型戰艦和一艘6排槳的大船外,其余戰船悉數交給羅馬,賠款1000塔連特,見Plb., 18.44.2-7,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V, p. 183。第三次戰爭后,馬其頓王國遭到肢解,羅馬對其嚴密監管,見Liv., 45.29.6-14, in Livy, Vol. XIII, pp. 347, 349, 351。
  215 Liv., 44.28.1-6,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V, pp. 179, 181.
  226 App., Syr., 38-39,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359; Plb., 21.17.2-5,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V, p. 267.
  237 Str., 14.5.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I, pp. 327, 329, 331.
  248 D.S., 20.81.3-4, in 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 Vol. X, trans. by R. M. Ge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pp. 355, 357;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49.
  259 Plb., 30.31.7-13,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VI, trans. by W. R. Pat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7;Casson,“Piracy,” p. 841.
  2610 D.S., 31.43-45, in 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 Vol. XI, pp. 407, 409; Plb., 33.17, in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 VI,pp. 285, 287.
  2711 Sherwin-White,“Rome, Pamphylia and Cilicia, 133-70 B.C.,” p. 3.
  2812 C. G. Starr, The Infleu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1.
  291 Str., 14.5.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I, pp. 327, 329, 331.
  302 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California:California Press, 1973, p. 156.
  313 海盜與塞多留、米特拉達梯、斯巴達克和克里特的海盜勢力等力量保持著密切聯系。參見Plu., Sert. 7, in Plutarch, Lives, Vol. VIII,trans. by B. Perri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9, 21;App., Mith., 92, 119,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438 , 445;Plu., Crass. 10.4, in Plutarch, Lives, Vol. III, trans. by B. Perri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pp. 343, 345;App., Sic., 6.1,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60-61。
  324 參見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p. 99-100。
  335 S. Robin, 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2, p. 43.
  346 Liv., 68, in Livy, Vol. XIV, trans. by A. C. Schlesing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isty Press, 1959, pp, 81, 83.
  351 Plu., Pomp. 24.6,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p. 177.
  362 Sherwin-White,“Rome, Pamphylia and Cilicia, 133-70 B.C.,” pp. 4-5;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103.
  373 P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104.
  384 P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p. 109-110.
  395 A. W. Lintott,“Notes on the Roman Law Inscribed at Delphi and Cnidos,”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Bd. 20(1976), p. 69;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p. 111.
  406 Plu., Sull. 5.4, in Plutarch, Lives, Vol. IV, trans. by B. Perri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35, 337.
  417 Cic., Ver. II 1.35.89, in Cicero, The Verrine Orations, Vol. I, trans. by L. H. G. Greenwoo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isty Press,1928, p. 217.
  428 Str., 14.5.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I, pp. 327, 329, 331.
  439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130.
  4410 Cic., Ver. II 1.21.56-57, in Cicero, The Verrine Orations, Vol. I, pp. 179, 181.
  4511 H. A. Ormerod,“The Campaigns of Servilius Isauricus against the Pirate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12(1922), p. 37.
  4612 Flor., Epit. 1.42.7, in Florus,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p. 195.
  4713 D.C., 36.23.1-3, in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III, p. 35.
  481 Plu., Pomp. 24.1-2,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p. 173, 175; App., Mith., 119,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445; S. Robin, 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 p. 43; P. Southern, Pompey the Great, Stroud:Tempus Publishing Ltd, 2002, p. 60.
  492 共和晚期,騎士階層通過經商和包稅致富,成為統治階層中的新貴。將來自騎士階層和意大利商人的壓力視為羅馬在公元前2世紀末葉打擊海盜的重要原因,參見E. Badian,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8, pp. 52-53。
  503 P.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14,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83.
  514 P. Erdkamp,“The Food Supply of the Capital,” in i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Rom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70-271.
  525 App., Mith., 93,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438; Plu., Pomp. 25.1,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p. 177.
  536 Plu., Pomp. 25.2-5,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pp. 177, 179, 181; Southern, Pompey the Great, pp. 60-61.
  547 App., Mith., 94-95,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439; Plu., Pomp., 26.3-4,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p. 183; Liv., 99, in Livy, Vol.XIV, p. 123.
  558 Cic., Man. 12. 35, in Cicero, Vol. IX, pp. 47-49.
  561 App., BC 4.85, 5.56, 66,72,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I, hg. v. L. Mendelssohn u. P. Viereck, Leipzig 1905, 407, 529, 531-532, 533;D.C., 47.12, 48.17, in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V, trans. by E. Car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pp. 139, 141,253 , 255;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內戰失敗后,其剩余艦船也投到小龐培麾下,參見L. Casson, 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 ed.,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07。而且海盜行為極大干擾了地中海海上運輸,造成羅馬糧食供應嚴重吃緊,參見App., BC, 4.100, 108, 117; 5.15, 18, 67,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I, 410,412, 413,519, 520, 532。
  572 為了建造一支艦隊,屋大維向羅馬各級公民(元老、騎士和富民)乃至盟友征集人力和財力,以2萬名士兵換得安東尼120艘艦船(實際前來助戰的為102艘),雷必達則從利比亞帶來70艘戰艦,并以1千艘運輸船運來12個軍團、5百匹努米底亞戰馬和大批裝備。參見App., BC 5.95-96, 98,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I, 538-539; D.C., 48.49, in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V, pp. 325, 327。
  583 關于兩次海戰對決過程,參見App., BC 5.106-108, 118-121,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I, 541-542, 543-544。
  594 關于元首制初期羅馬帝國艦隊和海軍基地的建設和發展情況,參見C. G. Starr, The Infleu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8-69, 72-76;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p. 204-205。
  605 Tac., Ann. 1.9, in Tacitus, Vol. III, trans. by C. H. Moor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259, 261.
  616 Suet., Aug. 98. 1-3, in Suetonius, Vol. I, trans. by J. C. Rolf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9.
  627 Str., 3.2.5,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II, trans. by H. L. Jon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9, 31,33 ; Hor., Epod. 4.17-20, in Horace, Odes and Epodes, trans. by N. Rud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1; Prop., 3.4,3 .11.57-72, in Propertius, Elegies, trans. by G. P. Gool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31, 233, 261, 263.
  631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199.
  642 弗拉阿特斯四世(Phraates IV,約前38—前2年在位)前期與羅馬進行過一系列戰爭,后向羅馬示好,不僅歸還了羅馬人在卡雷(Carrhae)之戰中喪失的鷹旗,更將其子送至羅馬以為質子,參見Str., 6.4.2, in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III, trans. by H. L.Jon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39-147;Tac., Ann. 2.1, in Tacitus, Vol. III, p. 385。
  653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 197.
  661徐松巖:《古代海盜行為述論》,《世界歷史》,1999年第4期。
  672 Cic., Off. 3.29.107, in Cicero, De Officiis, trans. by W. Mill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85.
  683 App., Mith. 92,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438; Plu., Pomp. 24.1-2, in Plutarch, Lives, Vol. V, pp. 173, 175.
  694 D.S., 40.1.3, in 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 Vol. XII, trans. by F. R. Walt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 275,; App., Sic., 6.1-2, in:Appiani Historia Romana, Bd. I, 60-61; D.C., 30-35.111, in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II, trans. by E. Car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99.
  705 卡森對龐培反海盜行動之于羅馬海軍建設乃至羅馬歷史發展的深遠意義給予高度肯定,他認為,龐培的海軍艦隊為之后羅馬的海軍建設奠定了基礎,是羅馬將地中海變為其“內海”的核心軍事保證,參見Casson, 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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