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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轉型對2008年經濟衰退的影響分析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0-03-17

  摘    要: 大多數衰退都是經濟體系受到某種沖擊的結果,通常被金融加速器放大,導致家庭和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發生重大變化并持續惡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資產負債表會逐漸修復。銀行系統也是如此。但有時候沖擊是結構性的,帶來的影響也更深遠。發達國家在20世紀從農業向制造業轉移以及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經濟轉型就帶來了巨大沖擊。這類沖擊造成的經濟衰退持續時間往往更長。政府通常的應對措施是實施貨幣政策,但效果十分有限。政策設計必須要促進經濟轉型,因為市場自身可能會失靈。本文通過研究大蕭條時期的經驗教訓,分析了為什么經濟轉型與高失業率相關,以及需要什么樣的政府政策,從而為當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提供借鑒。

  關鍵詞: 結構轉型; 經濟下行; 復蘇; 經濟政策;

  Abstract: Most recessions are a result of some shock to the economic system, typically amplified by financial accelerators, and leading to large balance sheet effects of households and firms, which result in the effects persisting. But, over time, the balance sheets get restored. Even banks recover. But episodically, the “shock” is deeper. It is structural. Among advanced countries, the movement from agricultural to manufacturing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the more recent movement from manufacturing to the service sector reflect such a larg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associated downturns are longer lasting. The usual responses, in particular, monetary policy, are only of limited efficacy. Policies have to be designed to facilitate such transformations: markets on their own typically do not do well.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such transform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ly high unemployment, and what kind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needed. It looks at the less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both for the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as they go through thei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Keywor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Recessions; Recoveries; Government Policy;

  一、引言

  經濟始終在動態變化,市場經濟的優勢之一就是其自身能夠適應這些變化。在原始農業經濟中,生產者需要應對季節和氣候的變化。制造業經濟以新產品的更迭為特征,競爭者也必須持續適應不斷變化的競爭格局。

  除了這些變化之外,還有一些重大的結構變化,但這些變化很少發生。比如從封建主義到后封建時代的運動就是這樣的重大變化。再比如工業革命,但即使是在工業革命開始后,經濟仍然主要以農業為主。直到100-150年后,發達國家才發生了從農村農業經濟向城市制造業經濟的結構性轉變,這是一段令人痛苦和失望的經歷。1市場并沒有很好地應對上述變化,通常而言,管理市場的政府也沒有很好地應對。

  本文的目的是:(1)解釋為什么市場自身在應對結構變化時表現如此糟糕;(2)證明當結構轉型沒有得到良好的管理時,可能會導致長期經濟低迷(衰退和蕭條),并認為這至少是導致大蕭條和大衰退的部分原因;(3)分析政府可以采取何種措施來幫助管理這類結構轉型帶來的沖擊,特別是產業政策在促進結構轉型方面的作用;以及(4)將產業政策設定為凱恩斯逆周期調節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本文的大部分討論都是基于發達國家最后一次重大結構轉型的背景(即從農業經濟向制造業的轉型),因為我們可以從長達80年的視角來更好地理解這一過程。但在本文的最后兩部分,我們討論了結構轉型對2008年經濟衰退的影響以及更廣泛的周期性波動調控政策。

  二、市場和政府在管理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失靈

  市場和政府對結構轉型管理不善的原因十分簡單。一國經濟和政治結構的設計是為了維持穩定,這種體制善于應對和處理小的沖擊,但在應對大的變化時不能很好地適應。
 

結構轉型對2008年經濟衰退的影響分析
 

  在經濟領域,巨大的沖擊會導致資產價值的變化(且通常是意料之外的變化)。在向制造業轉型的過程中,隨著農民從農業部門遷移出去,農民擁有的資產(特別是住房)的價值下降。他們的人力資本則受到了更大的影響:農民能夠很好地適應當地天氣、疾病等細微變化,因為這些變化與他們專門從事的特定農作物的生產密切相關,但這種技能與制造業生產所需的技能基本無關。

  制造業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從農業向制造業的轉移也要求住房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通常情況下,在分散的市場經濟中,個人除了需要接受基礎教育之外,還需要獲取更具生產力的人力資本。個人也要承擔搬遷費用,包括與購買新住房2相關的費用。簡而言之,從舊的產業部門轉移至新的產業部門是困難的,需要耗費大量資源。結構轉型還需要前期資本支出。很大一部分本應轉型的個體并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持這一轉變;此外,考慮到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可以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來解釋),他們無法獲得融資。事實上,結構轉型本身就會使得獲取融資變得更加困難。那些在農村部門(“舊”的部門)投入了大量資金的銀行——也就是向農村部門提供了大量貸款——也遭受了重大損失。這是因為,農村地區住房價值已經下降,導致一部分貸款(也許是很大一部分)將出現違約。銀行為支持農村(“舊”的部門)的其他投資而發放的貸款也是如此。因此,銀行的凈資產將受到負面沖擊,導致銀行發放貸款的能力和意愿進一步降低。3

  此外,這些金融機構擁有詳細的判斷借款人信譽的信息。但結構轉型削弱了這些信息的有效性,因為了解一個人在農村部門的能力可能只能提供關于其在城市的表現的有限信息。

  因此,轉移是有風險的:前期成本明顯,且回報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個人是否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組建一個合適的家庭,在一個繁榮的社區定居?沒有任何市場可以讓個人獲得防范這些風險的保險。

  如果使用資源無成本流動4的模型來分析可能出現的均衡,其結果就是,技術(以及偏好)的巨大變化不會很快轉化為人們所期望的整體經濟變化。我們在后文將解釋政府的干預如何有助于促進轉型。

  但在這里,我們也遇到了困難。政治制度往往反映的是現有的政治結構。而這些現有的政治結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于其現有的經濟力量,而我們正在討論的結構轉型會破壞了這些政治與經濟關系。因此,政府往往不會促進轉型期的過渡,而是傾向于保持現狀和維持現有的政治結構。本文討論的重點,即從農業經濟向制造業經濟的轉型,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19世紀建立起來的政治機構過分重視農村的農業社區,而這些社區的觀念往往與今天占主導地位的城市社區不同。雖然政治與基本經濟現實之間的差距是明顯的,但當涉及到現在正在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運動,以及21世紀以服務和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時,這種差距就更大了。雖然在較大程度上代表農業觀念的政治制度只在制造業經濟萌芽時設置了一定的障礙,但考慮到為了促進后工業經濟的有效發展而對農村地區和沒落制造業地區5給予不成比例的重視問題,政治制度設置的障礙可能要大得多。

  三、對大蕭條的解讀

  1929-1933年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很好地闡釋了上文所討論的原理,以及阻礙實現簡單轉型的后果。導致經濟衰退的潛在“沖擊”是農業生產率的提高。6在沒有摩擦的情況下,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將使效用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動,也就是說,假設總量再分配是可能的,每個人的福利水平都將提高(但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這種影響是不確定的,因為競爭均衡可能會導致某些群體的處境惡化。?怂箘趧恿澕s型技術變革就屬于這種情形)。在新的均衡中,工人將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城市部門。生產食物所需的工人數量將減少。這是因為食品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都較低。技術變革導致農產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需求有所增加(需求的增長幅度小于生產率的增長幅度)。因此,農業部門的收入下降,工人從農村部門轉移到城市部門。

  如果考慮到上文提到的真實摩擦,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假設某一時點流動性為零,那些從事農業的人會看到他們的收入下降,因此他們會更努力地工作(假設收入效應抵消了替代效應),這將導致農產品價格和農民收入進一步下降(每個農民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收入就會增加。但由于需求的收入彈性很低,當產出增加時,收入實際上會下降)。那些在城市部門的人情況會更好——開始是這樣的。但隨著農民對拖拉機、汽車和其他制成品的需求減少,對城市商品的需求也隨之減少。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再次假設工資(比如效率工資)是固定的。隨著城市部門的就業下降,導致食品需求下降,進一步壓低了農產品價格。這種均衡的出現意味著較低的食品價格和較低的城市就業——在城市和農村兩個部門,工人的情況都變得更加糟糕。7本來可以通過創新使每個人的生活變得更好——如果結構改革能有有效推進——結果卻導致了損失,農村和城市部門的福利水平都降低了。8

  有趣的是,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對大蕭條的第一個反應是限制農業生產(體現在1933年的《農業調整法案》中)。如果能夠得以有效實施,這個措施將增加農村部門和城市部門的收入(農村的福利也會增加,因為農業生產者出售的商品價格更高9)。但這項法案被美國最高法院駁回,并受到了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認為這是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干預。但事實上,這是次優原則的巧妙運用?紤]到市場扭曲(勞動力無法實現零成本跨部門流動,以及無法進行一次總量再分配),這種干預實際上可能是可取的。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經濟走出了大蕭條。對軍火、軍備和軍隊的需求要求人們從農村部門轉移出去,而為制造業社會對個人進行培訓,在過渡時期起到了幫助作用。二戰結束后,《退伍軍人權利法》(GI bill)為所有參加過戰爭的人(幾乎都是男性,但也有很多女性)提供了大學教育,為從農業經濟向制造業經濟轉型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本。戰爭期間的強制儲蓄和延遲消費也為后來強勁的總需求奠定了基礎,雖然戰后美國政府軍費開支迅速減少,但總需求的擴張避免了戰后人們普遍預期的衰退。

  總之,軍費支出不僅僅是凱恩斯主義的刺激,其實質上是一種產業政策,在結構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解讀

  2008年爆發的危機通常被認為是一場金融危機,因為當時許多金融機構瀕臨崩潰,成為危機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從理解危機的本質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幫助經濟走出危機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與大蕭條類似,人們可以把全球化和制造業生產率的提高看作是2008年經濟大衰退的潛在驅動因素。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已經超過了制成品需求的增長,這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制造業就業將會減少,而全球化意味著發達國家將在逐漸減少的就業中占有越來越少的份額。但這反過來又意味著這些失業的制造業工人必須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有人認為,美國房地產泡沫就是美國暫時解決上述問題的一種方式,因為房地產業的繁榮為在制造業中失去工作的人提供了新的工作機會。

  同樣,助長房地產泡沫膨脹的美聯儲低利率政策也反映了制造業潛在的不景氣所導致的總需求疲軟。當然,經濟和社會還有其他應對方式。擴大財政支出本來也是一個解決方法,但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當時的執政黨承諾要縮減政府規模。同樣,貨幣政策也導致了房地產泡沫,部分原因是主流觀點反對可能限制泡沫增長的監管。

  當然,金融業的崩潰加劇了經濟衰退。

  考慮到2008年經濟危機的標志是一家主要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崩潰及其引發的整個金融業的崩潰,因此人們自然會將此次危機稱為金融危機。這導致了監管部門和市場對金融部門給予了高度關注,包括對金融機構進行資本重組。但多年后,當銀行基本上完成了大規模資本重組后時,經濟衰退仍在繼續,這至少表明經濟衰退不僅僅是一場金融危機。

  因此,也有人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是一場“資產負債表衰退”;旧,所有主要的經濟衰退都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即經濟衰退導致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惡化,進而引起生產的收縮(總供給曲線向左移動)以及需求的變化(投資需求曲線的變化)。在2008年的危機中,上述事件并無特別之處。102008年之后的幾年時間里,資產負債表基本上得到了修復:一些大企業坐擁幾萬億美元的現金資產。因此,限制投資的不是資產負債表問題,而是總需求不足。那么問題是,什么限制了總需求的擴張?

  我們的分析表明,其根本原因是未能推進必要的結構改革從而將美國從制造業經濟轉變為服務業經濟。正如農民被“困”在農業部門無法轉移到制造業部門一樣,由于缺乏使他們在不斷擴大的經濟部門中提高生產率的技能、不愿意也無法對獲取技能以及轉移到新的就業地而進行投資等原因,現在制造業工人也被“困”住了。11

  同樣,凱恩斯主義政策本來可以填補總需求的不足,但由于當時的主流觀點不認可政府干預,政府不僅沒有使用凱恩斯主義政策擴大總需求,反而實際上助長了這一問題。公共部門就業的增長沒有達到根據工作年齡人口增長所預期的水平。

  需要做的還有很多:正如在戰爭時期一樣,政府需要推動結構轉型,使用產業政策支持新的部門,并通過再培訓政策(如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人們從舊的部門轉移至新的部門。

  此外,政府還需要發揮一個更大的作用:經濟轉型中許多經濟部門都是轉向服務部門,如教育、衛生和老年人護理等,政府自然將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這些行業就會受到限制,因此,隨著制造業的衰退,工人本來可以找到工作的新部門就不會增長。

  五、關于作為周期性政策的產業政策的評論12

  上述兩章重點強調了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市場失靈問題。在糾正這類市場失靈問題上,政府毫無疑問將發揮作用。特別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可以刺激經濟。在從農業向工業轉型的例子中,刺激政策增加了農村部門和城市部門的收入。增加的收入又會進一步促進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部門轉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一個關鍵的市場失靈問題。二戰期間和戰后的支出在促進結構轉型方面更加有效;它們不是典型的產業政策,但實際上起到了產業政策的作用,幫助人們遷移,并向他們提供必要的培訓和教育,使他們能夠在不斷擴大的經濟部門中發揮生產力。這里有一個一般性原則:當一個經濟體面臨的根本問題是重大經濟轉型時,凱恩斯周期性政策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應該是促進這一轉型的產業政策。

  當然,管理這些政策并非易事。

  當一個部門面臨國際競爭時,該部門的生產者往往會抱怨來自國外的不公平競爭,或者認為問題只是暫時的,政府只需要提供些許幫助,行業就能恢復繁榮(與其重新安置工人,造成人力和組織資本的長期損失,最終導致企業倒閉,不如為行業提供短期支持)。

  工人和企業都有動力采取這種立場。即使能夠成功地轉移和重新安置工人,也可能出現工資大幅度降低的問題。特別是年齡較大的工人,即使經過再培訓,在新部門的生產率也可能會降低。因此,政府需要解決如下問題。

  第一,問題是暫時性的嗎?通常情況并非如此,因為比較優勢確實發生了變化。幾乎可以肯定,美國在汽車生產方面沒有比較優勢。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德國在高科技汽車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韓國和日本則具有規模優勢。美國在大型加油機方面的比較優勢并不是21世紀汽車工業成功的基礎。只有通過將工人的工資降低至接近美國最低工資的水平,美國汽車企業才恢復了盈利能力。

  衰退行業的企業和工人都有動機去宣稱這個行業只是面臨暫時的困難,些許幫助就能達到改善的目的——如果不是直接的補貼,那么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即可。確定某個行業是否面臨暫時的困難抑或已經失去了長期比較優勢并不容易。

  第二,本國企業總是聲稱來自外部的競爭是不公平的。他們相信自己比其他國家的企業更具生產力,因而如果競爭是公平的,他們就會占據優勢。但事實往往并非如此。一個國家貧窮和工資低并不是“不公平”,而是不幸運。比較優勢原理表明,即使是低工資國家也有其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當然,每個企業都在抱怨隱性補貼。那些國外的企業同樣在抱怨美國對其汽車企業的救助。事實上,任何從美國銀行借款的企業都是在救助計劃中流向金融部門的數千億美元的受益者。那些美國以外的人聲稱,這一措施向美國企業提供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將利率維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這被視為給美國企業提供了一個不公平的廉價資本的來源。

  但周期性波動總是存在的,這些波動對一些行業(周期敏感行業)的影響大于其他行業。因此從政策角度來看,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穩定經濟是有必要的。政府如果能夠出售狀態依存保險(即在周期性衰退中能夠獲得回報的保險),也將有助于穩定經濟。

  產業政策可以成為上述政策的重要補充;當政府不能充分有效執行上述政策時,產業政策作為次優選擇的重要性甚至更大。產業政策可以同時幫助產業抵御沖擊和調整自身結構(有時是縮小規模,有時是擴大規模)。由于資本市場不完善,在具有規模經濟的資本密集型行業,經濟下行可能導致巨大的(現金流)損失,從而抑制其現代化和競爭的能力。

  如前所述,羅斯福的《農業調整法案》就是產業政策的一個例子。狀態依存關稅也是如此,即在經濟下行時提高關稅或減少配額,從而提高生產者價格,減少周期敏感行業面臨的損失。

  從某種意義上說,持續性的失業是市場經濟運行不暢的表現之一。我們還描述了政府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發揮作用緩解失業問題。盡管有些政策可能會更直接地觸及問題根源,但與其讓經濟遭受長期失業的痛苦,不如采取次優或次次優政策來進行干預。

  六、總結

  市場通常不像教科書中的完美模型所描述的那樣有效。有時市場失靈會變得非常嚴重,需要政府進行干預。本文以經濟結構轉型為例進行了闡述。我們解釋了為什么經濟體經歷重大結構轉型時市場失靈可能會特別嚴重,并描述了一些可行的市場干預措施。我們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產業政策可以在刺激經濟、減少失業和促進必要的轉型方面同時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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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tiglitz,J.and B.Greenwald,“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Monetary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注釋

  11參見波蘭尼(Polanyi,1944)的描述。
  22購買住房有充分的理由;然而,一些市場經濟依賴于住房租賃,因此住房的提供依賴專業化的私營企業。這里的問題是,這些企業的凈資產在結構轉型過程中可能會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因此可能無法在城市地區提供所需的新住房。在這種情況下,新的企業可能會涌現,以為城市部門的新移民提供住房。
  33 見Greenwald和Stiglitz(2003)。
  44 但實際上是有巨大社會成本。個人已經建立了社會關系網,這些關系網不僅是“效用”的直接來源,而且還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支持系統。
  55如今,美國制造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大部分制造業已經從城市地區轉移至更偏遠的農村地區。低工資、低土地成本和良好的交通系統扭轉了城市地區早期的優勢。
  66 我們在這里沒有提出這個論斷的證據。我們注意到,當時農民收入下降了約50%-70%,而農村部門占經濟的比重約為70%?紤]到合理的乘數,很容易觀察出這將如何轉化為大蕭條時期的宏觀經濟衰退。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爭論不同因素導致大蕭條的相對重要性,一些經濟學家強調金本位制的作用(如Eichengreen, 1992),還有一些經濟學家強調貨幣政策(如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這兩個因素顯然都發揮了作用,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蔓延和持續方面。然而,我們在這里強調,農業領域的“生產率沖擊”是擾動經濟的根源。金本位確實引入了剛性,使得為應對沖擊而做出的調整更加困難。人們常常注意到,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表現得更好。但這并不能說明如果所有國家都放棄金本位會發生什么。較早退出金本位的國家顯然比那些觀望的國家更具有競爭優勢。關于貨幣政策是經濟危機起因的討論將使我們偏離本文的主題。在本文中,我們只是注意到,金融危機發生在大蕭條爆發數年后。任何深層次和長期的經濟下行都會引發金融危機。
  77 較低的勞動力工資增加了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只要這些資本所有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工人,上述結論就成立。只要1美元對(高收入)資本所有者的邊際社會效用低于工人,這種不利的福利效應就會一直存在。當然,仍然以效率工資保留工作的工人不會受到影響。需要注意的是,效率工資(以制成品價格計算)可能會降低,因為食品價格降低了。
  88正式的模型參見Gati, Gallegati, Greenwald, Russo and Stiglitz(2012); Gatti, Gallegati, Greenwald, Russo and Stiglitz(2012)。
  99 對于生產者(農產品的銷售者)而言,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僅與農產品與城市商品相對價格有關的間接效用函數來衡量他們的福利。
  1010對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分析,參見Greenwald and Stiglitz(1993)、Greenwald and Stiglitz(1993)、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3)、Koo(2003)。
  1111 還要許多其他流動障礙,包括不愿意離開大家庭和家庭支持體系。缺乏良好的住房租賃市場和可負擔的日托服務也對流動性產生了不利影響,因為原有的家庭支持體系不再能夠提供此類服務。
  1212 產業政策包括任何有助于引導資源流入或流出一個部門或者鼓勵在某個部門采用特定技術的政策。這類政策并不局限于促進“產業”發展,這只是人們通常對這一經濟學術語的理解。所有國家都有產業政策,隱含在稅法或法律法規的各個方面。市場并不存在于真空中,它們必須是結構化的,而且其結構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資源分配。當然,當市場失靈時,比如勞動力不再能夠自由流動,政府干預資源配置就變得更加緊迫。參見Rodrick(2004)、Greenwald and Stiglitz(2017)、Stiglitz(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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